宁远大捷
天启六年(公元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13万攻明，连续攻克锦州、松山、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和塔山七城，继而围攻宁远，致书袁崇焕要他投降。当时袁崇焕官任宁前参政，在大兵压境、外无援兵的危急关头，袁崇焕大气凛然，毫不害怕。他和总兵满桂、副将朱梅、参将祖大寿等集将士赦血誓师，坚守宁远。
他们将城外民众迁入城内，所遗住房全部烧毁，坚壁清野以待。努尔哈赤见袁崇焕不降，勃然大怒，便指挥军队猛攻宁远，但明军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袁崇焕下令士兵施放红夷大炮，击毙不少后金土兵。后金军连续攻城两日， 都不能将城攻陷，加之努尔哈赤也被炮火击伤，最后被迫解围而去。宁远之战是明金交战以来明军所获得的首次大胜仗。它遏止了后金对关内的进攻，挫伤其锐气，稳固了明朝宁锦防线。
袁崇焕像
袁崇焕(公元1584～1630年)字元素。广东东釜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兵部主事、监军全事、宁前兵备佥事。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九月奉命筑宁辽城，进升为右参政，按察使职，驻守宁辽。宁远大捷后，他升任辽东巡抚。其后他积极调兵遣将，修缮城池，有力地遏制了后金的军锋。崇帧三年(公元1630年)，明恩宗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自毁长城，将袁崇焕屈杀。
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周恩来、张群、马歇尔三人商谈停战协定和战俘遣返有关问题
照片右起为周恩来、马歇尔、张群
1946年5月7日，汽笛鸣响，两艘轮船缓缓驶离中国辽宁西部的葫芦岛港，2489名日本侨民和战俘从这里踏上了遣返回国之路。此后3年，仅仅从这个当时鲜为人知的小港，就有超过105万日本人被遣返回国。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对战败国侨民最大规模的遣返行动之一。
纵观整个二战，法西斯侵略军铁蹄过后，大批平民随后向被侵略国家的国土挺进。战败后，大批移民被战胜国遣返。风雨惨淡、络绎于途，他们又度过了人生中一段惨痛的岁月，成了本国侵略国策的牺牲品。
近60年风风雨雨，从葫芦岛被遣返的百万之众星散在日本各地，仍健在的也多已年逾古稀，但他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没有忘记葫芦岛，没有忘记他们心中的“再生之地”。
移民，是日本侵略中国国策的重要补充。20世纪前40多年，日本有组织、分批次地向中国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通过移民大量掠夺土地矿产资源，垄断市场，遏制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种蓄意的移民行动成为战后近200万日本侨民滞留中国的肇始。
“眼看冬季将临，约80万（日本）难民拥挤在南满一带，无食物、无住所、无钱，陷入绝境。”这是1945年9月2日，长春日侨会发给东京的电报文。事实上，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政府采取了将移民丢下不管的“弃民政策”，居住在东北各地的日本移民四处溃逃，归国无望，只能在难民收容所里苦捱岁月。
图为遣返途中中背着行李的日侨
1945年10月2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制定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俘遣送归国计划》，决定先遣返关内的日本侨俘，再遣返东北的日本人。
1946年初，经有关方面反复协商，决定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经朝鲜遣返丹东的7．5万日侨，苏联红军负责直接遣返大连的27万日侨，而在东北地区的其他全部日本侨民将集中到葫芦岛分批遣返。
当时负责日侨俘管理的李修业撰文回忆说：“为保证日侨健康，我们在各集中待运站设置了急诊医疗所，选定有经验的日侨内外科医生担任治疗，由各地方政府供应药物。……行车途中，我们都按时供应干粮和茶水，各地待运站都及时供应必要的粮食、菜蔬和柴火。”
日本一家学术机构自己编撰的史志中也记载：“战争后期……，中国人对满洲国，进而对日本人的反感情绪不断增长一事乃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发生由于战争结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朋友们，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以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帮助的事情层出不穷。”
历史档案表明，从1946年5月7日至1948年9月20日，共有1051047名日本侨俘经葫芦岛被遣返回国。
诞生中国太空第一人
杨利伟1965年出生在辽宁省绥中县，父亲曾是该县农副产品公司高级经济师，母亲是一名教师，其姐姐和弟弟现仍在绥中县工作，家庭状况在当地也算小康水平。杨利伟在母亲同事的介绍下与同县姑娘张玉梅相识相恋，1990年冬天喜结良缘。当时部队规定飞行员结婚后其家属可以随军，杨的爱人婚后即随同杨利伟到西安，后又到重庆。中国开始进行航天载人飞行试验后，杨利伟通过考试与全国选拔的十二名“太空飞人”来到北京航天城进行艰苦的训练。
2003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杨利伟成为“中国太空第一人”。
高家岭惨案
1932年1月葫芦岛地区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掠，制造了种种暴行，高家岭惨案就是其中之一。这场惨案是日军在辽西地区制造的较大规模的屠杀中国民众事件，其惨烈程度在我市境内仅次于“下五家子惨案”，但时间较后者早了三年。
高家岭惨案发生时，日军在葫芦岛地区立足未稳，民众抗日怒潮风起云涌。血洗高家岭，就是日军为了消除中国百姓的反日情绪而制造的一起惨绝人寰的事件。然而，由于日伪当局的有意掩饰，这次杀戮事件在当时的报纸、书籍上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记，给后人了解、研究这段历史带来了不便。在“九·一八”事变75周年前夕，我们来到高家岭惨案的发生地——兴城市高家岭乡，从一些耄耋老人和惨案中遇难同胞的后人口中了解到这场惨案的真相。
1932年1月5日兴城沦陷后，由于日军兵力不足，对很多乡村还没有来得及“清剿”，许多村屯原有的防备土匪滋扰的“联庄会”等民团武装依然存在，这些富有爱国心的农民对日本人来说是极大的威胁。兴城西部山区常有土匪出没，六股河附近的高家岭、牛彦章等屯，以高振邦、耿子岐、陈显卿等人为首组成联庄会。“联庄会”即联合各村庄武装力量的民团组织，遇有突发侵扰事件，互相响应、互相支援，进行自卫还击。
3月27日早8时许，高家岭村的“联庄会”自卫队员在村民高仲三家后院放哨时，发现正北方向的山嘴子有4名骑马的人向高家岭村疾进，放哨的人以为是土匪侵入，立即开枪射击，致使两人中弹落马，伤者旋即溃逃。此时，高家岭的村民自卫武装尚不知道击中的是日本马探。为防备“土匪”再来挑衅，高家岭村迅速做好自卫准备。约一个小时后，村民们发现日军某部500多人向村子进犯，主要是步兵，也有炮兵参加，方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原来，逃回的两名日军便衣侦探以为遇到了义勇军的主力，慌忙向驻扎在兴城县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第二十四师团某部报告，这才导致日军气势汹汹地向高家岭杀来。
日军到高家岭后，立即抢占了村东北施家沟前山头，轻重火力一齐向村内射击，炮弹不时在村内爆炸，而高家岭村只有40多支步枪，双方武器装备相差悬殊，“联庄会”队员们深知不能坚守，遂组织和掩护全村男女老幼，迅速向六股河西岸的绥中境内撤退。这时，正向绥中移防的日军某部400余人闻听枪声也向高家岭赶来，“联庄会”在敌人两面夹击下，仍然坚持战斗两个小时。
至上午11时许，日军已攻到“护屯墙”下，眼见无险可守，“联庄会”的自卫队员们在力不能支的情况下携带枪支全部撤走。
据高家岭村年过八旬的李老汉、陈老汉回忆，日军进入高家岭村时，全村绝大部分村民都已撤走。恼羞成怒的日军便决定对该村进行野蛮报复。他们挨家挨户搜查，发现了没有转移出去的老人齐某，当场用刺刀将其挑死。接着对没有来得及撤出的老幼乡亲一律进行杀戮。日本侵略者大肆烧房泄愤，高家岭村顿时黑烟四起、火光冲天，计烧毁高德繁家房屋29间、齐汉卿家房屋34间、高德升家房屋7间、高德军家房屋5间。之后，日军在高家岭村附近杀人放火，日军一部又奔向距离高家岭村一华里的北沟屯，烧毁房屋25间。当日，总计烧毁高家岭村、北沟屯、靳家屯、赵家沟等村屯的房屋共300余间，枪击和刺杀无辜群众48人，其中仅在赵家沟一个小屯子里就刺死12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当天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烧杀事件从高家岭村开始，波及周边村屯，被人们统称为“高家岭惨案”，是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高家岭惨案后，日本侵略者扬言要将高家岭、靳家屯等十余个村屯的房屋全部毁掉，造成无人区。后来因为日伪政权立足未稳，担心激起周边民众的抗日怒潮，才未敢轻举妄动。日军血洗高家岭，自身也付出了很大的伤亡，由于日本方面有意遮掩事实，至今日军死伤具体人数无法考证。不过据赵家屯等地村民目击，日军在当天遭抗日民众自卫还击，死伤达数十人，撤走时用门板抬走伤员和尸体。
如今的高家岭村是兴城市高家岭乡乡政府所在地，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的历史见证人大多已离开人世，但74年前那段惨痛的记忆，却给村民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当地很多老人提起1932年的那个春日仍心有余悸。
蒋介石到葫芦岛督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为了夺取人民胜利果实，破坏政治协商决定，勾结美帝国主义，调兵遣将，从南方用军舰运来大批军队，由秦皇岛、葫芦岛登陆到东北。
蒋介石以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大总统的名义，曾两次到葫芦岛督战。
蒋介石第一次到葫芦岛督战是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上午九时许。葫芦岛外海驶来了当时国民党最大的舰艇“重庆号”，舰上高悬陆、海、空大元帅军旗，另外还有一艘指挥舰，上面挂着海军上将旗，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坐舰。随同蒋介石前来葫芦岛的有陆军大学代校长徐永昌、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联勤总部参谋长吕文贞和运输署长赵桂森等人。
在葫芦岛港内停泊的海军舰只礼炮轰鸣中，巨舰靠近码头。蒋介石在舰上接见了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冀热辽边区副司令唐云山（范汉杰派到葫芦岛的）、“大总统”特派华北督战主任罗奇、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陈铁（卫立煌派到葫芦岛的）等人。蒋介石在舰上询问最近战争情况。在蒋的面前铺有一张万分之一的地图，大家向他汇报，他一直看着地图，没有作任何表示。
午后一时许，蒋在葫芦岛茨山阙汉骞军部召集会议。阙汉骞热爱书法，都称为书法将军，每天早晨都练一到两个小时，当蒋步入军部办公室时，看到墙壁上挂着阙汉骞写的一张条幅：“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张条幅的词，原是蒋介石作的，他对书法并不感到有什么兴趣，而是对他的词感到格外欣慰，点了两下头，嘴边流露出一丝的微笑。
午后三时许，召集在锦西葫芦岛各地团长以上军官会议，蒋步入会场之后，首先问大家带来了《剿匪手册》没有，出席的人个个面面相觑，竟没有一个人说带来的，会场很紧张。蒋不得不自己扭转这个局面，他慢条斯理地说：“即然大家在忙于打仗，没带来，那么我就用一、两个钟头的时间读给大家听。”于是蒋从军衣口袋中取出他的那本圣经——《剿匪手册》，一字一句地读给大家听。中间要紧的地方他还解释一下，一再提“当前这一仗是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打好，打败了什么都完了，连历史都要翻转过来，你们以前跟着我是革命的，就得变成反革命的，一切化为乌有，个人的前途只有毁灭。”他讲得非常认真，连读带讲有一个多钟头，累得满头大汗，不断地用手帕抹擦。
《剿匪手册》读完之后，蒋稍休息一下，随后到院中坐在一把椅子上，问大家谁愿意和他一同照像，谁就站在他的旁边，由他带来的御用照像师拍照。于是如蝇逐臭地一个人照完了，紧接着再换上一个人，他则始终坐着不动，如此连续共照了二、三十张照片。这幕戏演完了，大家又都回到会议室，静等他的训话。
蒋介石呷了一口茶，接着哼了两声，先把侯镜如向大家作了介绍，说：“他是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我这次带他来，是让他在葫芦岛负责指挥，几十万的生命都由他负责，你们要绝对服从命令。这次战争胜败，是关系到东北的存亡，东北丢了，全国也就完了。这次又集中了美式机械装备的优势部队，兼有大量的空军助战和海军协同，很快地打到锦州是不成问题的，你们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冒死前进，奋勇冲杀，所有粮食弹药，我用空运，海运给你们，各级军官要亲临前线指挥，谁要是畏缩不前，或者临阵脱逃……”当说到这里，蒋介石停顿一下，用阴冷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在座的部下，把手往桌子上一拍——叭！咬着牙说：“我就枪毙谁！”
他最后又说：“在侯司令官回去带兵未来之前，你们还暂归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继续向塔山、锦州进攻。”同时，他指定“桂永清及第三舰队司令马季壮指挥海军，以152毫米的大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协助陆军作战。”会后蒋介石对他慰以加勉，告诉他“一定守住锦州，沈阳廖耀湘兵团已经出发了，锦西的部队正准备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指日即可打到锦州。”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乘车回到“重庆号”，于晚七时，在“重庆号”召宴，出席的将领们有陆军大学代校长徐永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大总统特派华北督战主任罗奇、东北剿总副司令陈铁、冀热辽边区副司令唐云山、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以及驻锦西的师长以上军官三十余人，宴毕，蒋介石连吃两个苹果。
蒋介石第二次到葫芦岛督战是相隔十天的十月十六日上午十时许，锦州解放了，蒋介石失魂落魄地从沈阳仓惶飞到锦西。据服务人员谈，他在飞机经过锦州时，看到硝烟弥漫，火车站一带几处起火，仍在燃烧，看到有许多汽车装载物资从城里往外运，知道范汉杰一定完了，闭上眼睛，向后一靠，一声不响地飞到锦西。蒋向来习惯披黑色斗篷，这次却特殊地披着一件黄色的，戴着一顶灰色礼帽。他下飞机后向来迎接的人仅摘帽点头示意，只用鼻子哼了两声，一言没发。便坐上用葫芦岛中央银行的吉普车改装成的旅行车，直接开到茨山阙汉骞的军部里。蒋一到军部，就大骂阙汉骞没拿下塔山，没按照他的计划实现，应该枪毙。蒋又用眼睛狠狠地瞪了陈铁、唐云山一眼。陈、唐不得不把头低下，侯镜如在旁浑身发抖，感到不舒服。只有罗奇若无其事。
蒋介石这时又三易统帅：“陈铁这回你给我指挥，要突破塔山，收复锦州！你是党国的良将，你可得用心，再拿不下来，我统统地枪毙你们。”
蒋介石在午后临飞之前还再三嘱咐陈铁、侯镜如要设法把锦州夺回来。可是蒋家王朝灭亡的命运是逃脱不了的，在蒋介石走后不久，辽西地区全线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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